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论文集
摘要
目的 阐释作者在从事AIDS核心人群干预工作中获得的支持理论。

方法 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结合多学科理论，分析影响我国AIDS流行的主要因素并提出对策。

结果 分析显示，我国的AIDS流行正在向以性传播为主要途径的方向转变。在AIDS防治的某些重要方面，科学界与社会主流认识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工作面临阻力。

结论 AIDS防治必须依赖更具有支持性力量的环境。否则，我国可能出现AIDS大流行的悲剧。

1、思考的支点 "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评理昨天的理论不放。""……应该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

"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张闻天）

"吃了人民供给的粮食，理当有所报偿。"（顾准）

要认真地讲政治。讲艾滋病（AIDS）政治。

"人人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实现对减少人们受到AIDS伤害至关重要"。（联合国艾滋病问题特别会议，关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全球危机-全球行动。"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法语。悠悠苍天，此何人载！"（王风·黍离）

常把冷眼读腐恶，每将热血话悲凉。（注：腐恶此处指腐败和多种含义不同的"丑恶"；悲凉，指艾滋病相关弱势问题，包括学人在一些地方或方面所处的弱势。）

2、我国AIDS流行的深层次原因 1993年，学术界估测我国至2000年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及病人至多27万。但2000年我国公布实际数字超过60万人。国际学术界人士的估测更远逾此数。其中，国际学术界估测，有可靠证据表明，如果没有对策方面的重大进步，至2010年，我国感染者有可能高达2000万人。所以，应当深入探讨出现重大差异的深层原因以指导决策。

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使我国历史大背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多元经济基础上的开放性多元文化、私人生活空间不断拓展、人们对各自理论和利益的追求、科学和人文素质低下，特别是相当比例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等因素，相互作用，构成了我国今日AIDS流行的背景。以上因素中，有进步产物，也有旧时代烙痕。从整体上看，它反映出我国经济、文化仍然相对落后的现实。

与同期发现首例HIV/ADIS的某些国家相比，1993年我国AIDS流行速度较低，与1950年--1970年代制约性传播感染（STI）及药物依赖（吸毒）的某些因素仍在作用有关。旧制约机制日渐式微和新制约机制不可能立刻建立，特别是主流社会对影响AIDS流行各种因素的认识误区和社会变革过程中的无序化，是1994年后AIDS流行加速的主要原因，也是多种陈旧观察和制约手段的反对，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3、关于AIDS核心人群的科学与政治认识 最易感染和传播HIV的核心人群有三，即暗娼、男同性爱者、静脉药物依赖者。对三大人群的认识和对策，是影响AIDS流行的主要因素。在此方面，科学界与社会主流认识存在尖锐分歧。科学界认为，AIDS防治最有效最经济的策略是针对核心人群的健康干预。在社会主流认识中，有传承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主义观念，有1950年-1970年代"左"的刻痕。它只强调大多数人（"好人"）的利益、而对核心人群的正当权益视而不见。

科学界认为，贫困、性别歧视、性买方市场的出现等，是暗娼群体出现的主要原因；同性爱是在先天基础之上的幼儿期生活环境所造成，对性爱对象的选择属于婚变自由范畴；药物依赖是严重的慢性复发性脑疾病。社会主流认识则把三个人群道德化，予以激烈谴责。

《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迈出了把AIDS相关问题"泛道德化"的误区。没有了强化歧视或有歧义的词汇或评判。需要让科学说话，使大众了解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意义。AIDS主要是穷人的疾病，易感染者主要是核心人群中的穷人。对于AIDS问题，尤其应强调对穷人的公平、公正和平等。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官方人士中最早敏锐直言我国相关工作存在政治问题的是陈敏章教授。他指出"由于政治、文化及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预防工作遇到阻力。非政府组织领导人中最早指出这一问题的是戴志澄教授，他指出AIDS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然而，由于复杂背景，包括习惯于认为学术人应远离政治，迄今我国极少有人从政治角度反思面临的问题或阻力。

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思考。如此才能接近或达到"三个代表"要求；才能不再被动地应对AIDS，而是真正"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地遏制AIDS流行。惟有如此，才能落实我国政府对国内外社会的种种承诺，最大限度减少AIDS对人民的危害。

从AIDS政治角度看，由于AIDS危害人民健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所以，凡确实有利于AIDS防治的策略，就是政治正确或需支持、积极实施的，反之则是错误或应被怀疑、予以否定的。它强调在AIDS面前不同群体存在共同利益，支持相关弱势人群享有与其它人群平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强调与弱势人群合作并支持后者积极参与防治工作。

需要深刻理解我国参与签署的关于AIDS的《承诺宣言》中与传统文化相矛盾的观念的积极意义，在反对片面利用其中某些观念激化社会冲突的同时，推动大众切实认识这些观念的重大进步意义。

4、对我国AIDS流行趋势的几点推测 我们目前似乎只是可以在理论上计划把AIDS流行的年增长率控制在10%以内。经济、文化大环境使多数卫生界人士几乎难有作为。由于影响AIDS流行的深层次原因存在，我国AIDS流行速度极可能在相当时间内持续加快，似乎很难避免2010年数百万人感染AIDS的局面。从核心人群状况看，AIDS通过买卖淫、男男性行为的传播，实际上一直难以控制。这是严酷的现实。

部分人的贫困及贫富差距、性别歧视等引起的就业难，将使更多妇女从事卖淫。近年来暗娼趋于低龄化已提示了这一倾向。法律地位的弱势，更驱使暗娼不断流动。难以接触AIDS信息的男性流动人口，特别是入城青壮年（1990年代中期，学界曾报道我国仅农村富裕劳动力即达2-2.5亿，至200年仅0.9亿-1.2亿进入城市）等人群，因压力、孤独、没有合适性满足渠道的男性，将造成性买方市场在入世后迅速扩大。以上因素决定了经异性性传播而感染AIDS者比例将持续提高，特别是通过买卖淫加速蔓延的可能性极大。近年主流社会对同性爱认识的重大变化，导致了一种特殊背景：歧视破坏了同性爱者建立稳定伴侣关系的基础，同时他们的生活空间又在明显扩展。与此同步，主流社会开始回避同性爱人群存在，该人群也在回避AIDS在自身群体蔓延的现实。推测随社会进一步开放和宽松，同性爱者感染AIDS的比例将大大超过该人群占总人口比例。对于药物依赖人群，只要认真落实药物治疗等举措，估测该人群中AIDS流行的速度将不断趋缓，他们在所有感染者中所占比例将较快下降。

历史将评价在AIDS防治问题上，我们究竟是否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评判我们工作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已出现。必须在社会环境的重大改变，即朝向为AIDS防治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性环境"的方向改变。向从事工作的各界人士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不仅能导致相关经济投入的大幅度增加、相关法律环境的宽松，更重要的是它会使有志于AIDS防治的各界人士产生信心，勇于向种种落后抗争，会鼓励更多的人投身于我们的队伍。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大环境，我们的工作才会走出被动防治的"隧道"，进而向世界展示一种先进文化的魅力。